内容提要：12世纪大学诞生于基督教团体，这一历史事件包含有现代性精神演进的重要一环,它标志着基督教关于人生终极意义信仰教化功能的现代迁移与转化。精神教化与知识传授一统于大学，为现代社会奠定了知识与意义(significance)统一的教育机制。大学作为创新科学原理与守护精神价值的策源地，特别以造就人格化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知识分子执着于科学原理与道义根据渊源于大学的终极信仰传统，在去魅化（disenchantment）的现代社会，它被称作人文精神。19世纪兴起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亦即人文科学与13世纪以神学为对立面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旨趣迥异，其对立面乃是服务于工商资本的科技主义。大学的人文学科及其人文素质教育，在所培养的主体认知、意志与情感素质中，最高亦即最深层的素质乃是对真善美终极价值尺度的执着向往，大学人文精神从而成为对古典信仰教化的现代性转化与承担。

　　 关键词：大学 人文精神 信仰 现代性

　　尤西林,陕西师范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

　　近现代意义的大学，自12世纪初诞生至今，甩开诸多外在形态改变，就其最为根本的精神宗旨所规定的大势而言，可以区分为两大演变阶段：以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建立为标志，此前的大学基本以基督教神学修道院为原型而向世俗化方向演变，此后的大学则愈渐定位于民族国家精神文化与科技所需求的教育并科研。

　　这一转变更具体的情况是：中古大学不仅脱胎于基督教会，而且不管如何趋于世俗化，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团体、特别是一个普世的基督教精神世界，始终是大学的实质性依托。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世俗化迄至18世纪也未能提供一种取代基督教世界的依托体。这一情况随着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近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观念而根本转变。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观念终于成为迄今现代人类社会最为坚硬的统一体单位。正是承续赫尔德（J.G.von Herder）的“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在普法战争惨败时刻，德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自我意识被有力激发，它不仅体现为费希特（J.G.Fichte）著名的《告日耳曼国民书》（1806），而且推动了洪堡（W.von Humboldt）上书申请创办柏林大学（1809）。

　　柏林大学的成立，与汲取战败教训、强盛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背景密切相关。柏林大学为此后的大学开创了一个深远的转变方向，那就是，将科学研究视为与大学传统教学并重的职能。这一方向固然可激活教学传统而成为现代大学重要的特性，但以研究为方向却成为大学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特别是转化为商业经济的纽带。这一纽带对于大学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大学回应社会以激发活力的途径，又包含有使大学隶属于现代化技术进程，从而丧失大学本已的现代性批判位置的危险。海德格尔（M.Heidegger）后来从后一角度反思了它更为深远的危害：

　　 “一种以研究所方式活动的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比它自己的还处于单纯博学中的人文科学院系里的学科，更接近于相应地建立起来的物理学研究。所以，科学的现代的企业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也造就了另一类人。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是研究活动，而不是培养广博学识，给他的工作以新鲜空气。……

　　研究者必然自发地涌向根本意义上的技术人员的本质形态的范围中。……除此之外，还有某些时间和某些地方，能够保持着变得越来越淡薄和空洞的学究和大学的罗曼蒂克。但是，大学的有效的统一特性，以及大学的现实性，却不在于科学的原始统一过程所具有的某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发源于大学，因为它得到大学的培育，并且在大学中得到了保存。”

　　海德格尔在此反思中把作为现代化及现代性思维典范的科学归源于大学。但是，大学这种涵摄并超越现代性的本源地位又起源于何处呢？

　　这是有关大学本质的根本问题。与现代关于大学（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毕业生就业去向等亟迫重大而具体应对性的现实问题相比，关于大学本质的超迈反思形成了另一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思考兴起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的19世纪，这同时是从思想观念到社会运动（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空前激烈地批判现代化——现代性的时期。关于大学本性的思考成为现代性批判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一关于大学本性的现代性反思不断强调的关键词有：渊源于柏拉图的“理念”（idea）及其近现代演化概念“理想”（idea）、“精神”（德文“Geist”）、“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围绕这些关键词产生了“大学”思想的一系列著作：英国纽曼（J.H.C.Newman）大主教《大学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852）美国佛雷克斯纳(A·Flexner)《大学》(Universities,1930)、德国雅斯陌斯(K.Jaspers)《大学理念》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1946)、美国克尔(C.Kerr)《大学功能》(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1963)、德国哈贝玛斯（J.Habermas）《大学理念》(1986)、美国彼里坎(J.Pelikan)、《大学理念：一个回顾》(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1992)……。在中国，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1925）、《大学教育》（1930）中所阐发的“大学理念”及其北京大学范型，即使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依然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大学思考中享有经典原型地位。而以解构主义名世的法国著名当代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关于大学理念的执着思考（从1983年在美国的“大学在今天是否有‘存在之理’？”专题讲演，到2001年在中国复旦大学接受名誉博士时的讲演“关于‘无条件’的大学”）则表明，大学理念已成为抗衡现代拜金主义与技术主义的重要基石，这是一个即使在后现代消解主义时代也无法消解的理念。

　　 “理念”（idea），这个希腊理性哲学所信仰坚执的真善美的故乡观念，在启蒙之后已转化为人文精神的“理想”观念，关于大学的思考，为什么总要与其相连，并透出一种神圣的信仰意味呢？

　　二

　　有必要从区别于历史编纂学与实证社会学的人文信仰发生学角度重新审视大学的诞生。

　　大学12世纪初诞生于欧洲。与此相关的背景因素有以下几项：

　　 1、十字军运动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十字军东征带回的东方文化、特别是阿拉伯文献所保存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不仅为后来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条件，而且推动与提高了专业学术（特别是亚理士多德研究、罗马法学、医学）研究。这是中古神学转变为近代学术与科学的一大契机。

　　 2、近代城市的形成：

　　这里尤其须要注意的是，城市，如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发现的，不能仅仅外在地归因于人类直接觅食藏身与工商贸易的聚合结果，而同时还是起源于祭祀地点的固定化、以及“精神世界”（innerness）保存寄托的需要。城市特有的向心力，不只是由于它意味着财富、生存机遇与享受，而且更深刻地是因其所象征与代表的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心。奥古斯丁《上帝之城》（Civitas Dei）对罗马所代表的世俗城市的否弃，可视为对城市精神灵魂的极端强调。但即使上帝之城“不属这世界”（《新约·约翰福音》18：36），人类向上帝之城迈进之途，却也不仅处于历史性时间中，也得落脚在空间中。

　　因此，一个在世间又超世间的精神（文化）空间不仅成为追寻意义的世人个体减除孤独与抚慰的需要，而且成为人类提升世俗生存走向至善世界的共同体基础。这一精神空间实体曾经是教会。但大学诞生之前的10世纪，基督教会已严重地蜕化为最有权势的世俗团体。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会而言，政教合一使其代表精神世界并引领世俗社会的能力受到严重伤害；对于世俗社会而言，王权及新兴资产主义工商业却不只需要从一个世俗权势化的政教合一信仰体压迫中获得挣脱解放（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世俗化），而且也需要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精神信仰空间（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新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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