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不仅在理论上完成了一个体系，而且在修养实践方面提出了系统的方法，其核心则是敬。朱子对敬的重视和论述超过了任何一位理学家，并且继承了孔子以来的一贯精神，其宗教意义尤显突出。

朱子是一位具有理性精神的哲学家、思想家，为什么又要在修养实践方面强调敬这种宗教精神呢？这是因为，在朱子哲学中有明显的超越意识，其太极说，其心说，都有这种特点。在这样的超越意识之中，便有一种宗教情感，体现这种宗教情感的根本态度就是敬。因此，他提出，“敬之一字，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语类》卷十二），也是“万善之源”。在人生的修养实践中，敬是无所不在的，是“彻上下，贯动静”的根本方法。“大抵敬字是彻上彻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间节次进步处耳。”（《答林择之》，《朱子文集》卷四十三）涵养须用敬，进学须用致知，二者虽然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废一；但敬是贯彻上下、始终、动静的，因此具有根本意义。静时需要涵养，涵养则需要敬；动时需要省察，省察也需要敬。所谓“学”，是圣人之学，不是知识之学。朱子在理学家中是最重视“学”的，因此，有人认为朱子只重“道问学”，而不重“尊德性”，其实，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朱子的观点是很明确的。敬即是“尊德性”，格物致知即是“道问学”，只有敬才能“彻上彻下”，而格物致知只是涵养德性中的“节次进步处”而已。所谓“彻上彻下”，就是贯彻形上与形下，贯彻体与用，即未发与已发，性与情，等等。由此可见，敬这种情感及其功夫，既可以从形而下处说，亦可以从形而上处说，当然，归根到底都是从心上说。而所谓“节次进步处”，只是说由形而下通向形而上的过程（就“形而下之中，知其形而上之理”）。

在这里，仍然是情与知的关系问题。敬是一种情感，由情感而产生意志、意向行为即实践功夫；知是知性，由知性而产生格物致知的认识活动。二者都通向超越层面的理、性、命即太极，而太极即是心体（“心为太极”，从心体上说），但敬是克就道德情感而言的，道德情感则是道德理性之实现，因此具有根本意义；知虽然很重要，但毕竟有“格物”一层功夫，就此而言它不是本有的。这就是朱子为什么将敬视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的原因所在。

敬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情感意识，同时也要伴之以自觉认识，但作为“心地工夫”，并见之于实践从而进入圣人境界，敬这种情感意志始终居于核心地位。敬是通向终极目的即“万善至好”之太极的唯一方法。所谓“万善之源”不是从本源、本体上说，而是从功夫上说，没有这种功夫，人生的终极目的是无法实现的。

但究竟何谓敬？敬包涵哪些具体内容？朱子有过系统论述，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是“主一无适”，亦即“专一”而不“放逸”（《语类》卷十二）。这基本上来自程氏之说，具有宗教修养的性质。“主一”、“专一”本身就体现了敬的精神，不同于一般所谓集中注意力。这是一种高度的全身心的生命力的凝聚，是建立在一个坚定的信念之上的。这个信念就是天命流行而赋予人者即是心之体，即是性，即是太极。所谓“主一”，就是专主于此一而不二之心体即性，这样才能纯一而无杂，进入“心体浑然”、“天理粲然”的境界。

二是“收敛身心”（同上），即所谓“居事敬”。朱子并不否定静坐，他晚年对其老师李延平先生的“静中涵养”就很重视，但在朱子看来，人不能整日静坐，而要应事接物，静坐中固然要敬以涵养，应事接物之中也要敬以省察，这就需要收敛身心而不可放纵自己。这所谓“收敛”完全是出自内心的命令，而不是由于某种外在的力量，但似乎有一个主宰者在命令自己。这主宰者只能是“帝”，但“帝”不是别的，就是心中之理，而不是心外又有一个理来作主宰。朱子明明讲性命之理，而且心能“统”之，“统”又有“兼”义，即体用情性兼而有之，却为什么又要提出“帝”之“主宰”这一类词语以说明心性之地位与作用呢？这正是朱子的超越意识之所在。在他看来，理的客观普遍性、绝对性、无限性与永恒性足以使人有一种敬畏之心而不得不收敛身心，虽然它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但人只有超越自我，才能心与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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