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整齐严肃”（同上），包括“动容貌，出辞气”之类，也包括“沐浴斋戒”之类。这是心中之敬在一言一行以及一切活动中之表现，在祭祀等活动中就更是如此。这不仅是人格实践中的自我要求，即使是他人视之，也会起敬畏之心。就其本义而言，它是“践仁行义”的必要条件，与所谓“道貌岸然”、“口是心非”决不是一回事。宋儒所谓“气象”，并非空的想象，而是有所表现的，有的“温润”，有的“严毅”，但其内心都已达到相当高的境界，因而才能表现于外。

四是“敬畏”，“敬只是一个畏字”（同上）。这一点，其他理学家少有论及，而朱子特申言之，其中必有深义。敬畏相连，敬中有畏，畏中有敬，始能显示其宗教精神。康德提出了道德情感，却又否定了道德情感，以其不能成为道德形上学的基础；但是，唯独于敬畏之心，不但不否定，反而强调之，其目的就是证明道德命令之重要与尊严。康德有一句名言：“头上星空，心中自律。”这其间便包涵着深深的敬畏之心。所谓敬畏，当然是对“心中自律”之敬畏。虽是“心中自律”，却具有绝对普遍性，虽是“自我之法”，却具有无上权威性。至于“头上星空”，究竟是讲美学，还是讲道德，我们不必去追究，但决不是讲自然界（现象界）的因果必然性，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是讲道德，当然是讲敬畏之心这种道德情感；如果是讲美学，那更是情感之事，且不说者是何种美，比如自然美还是神圣美。康德关于敬畏心的思想，可以同朱子进行比较。但朱子有没有“心中自律”，牟宗三先生是否定的。我倒认为，朱子承认心中之太极（理），这是不容怀疑的，而且太极之理就是心之本体。问题恰恰在于，心中太极其实只是“极好至善的表德”，只是一个“道理”，这“表德”，这“道理”，既是命令（“当然”），又是目的（“自然之生理”即善），“极”者至也，毋宁说是终极目的，而且具有普遍性，又是美和善的统一。这样看来，以敬畏之心实现“极好”而“至善”之终极目的，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所谓宗教精神，就表现在对此超越的终极目的之追求，它是合审美与道德而为一的，同时又是超越于美学与道德之上的。在这里，只有求之于敬，求之于实践，理性认识是否能达到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