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心灵，必先产生孤独意识，而后才产生“受难”与“悲剧”的意识。从后者终于建立起人的尊严。为着这意识到了的尊严，我们必须独立地。自由地去选择，哪怕选择“非理性”，哪怕选择“消灭自身”，只要那是人的尊严所要求于我们的。“上百万的事实，说明了人有意识地，即是说，完完全全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却把它丢在背后，急急忙忙冲向另一条路，去迎接危险与毁灭——不是被任何人任何事物所逼迫，而仅仅因为他厌烦旧路。他顽固地，有意地打开另一条荒谬而困难的道路，几乎是在黑暗中去追寻它……为什么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会以为人类需要正当的、德性的选择呢？是什么事情使他们认定人必然会寻求理性上有益的选择？人所需要的仅是独立的选择，不论为这种独立付出何等代价，亦不论这种独立会把他导人何种方向”（陀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记》，64一68页，考夫曼编《存在主义》，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版）。邓晓芒批评说：“……中国人的责任感无论看起来多么自觉，多么坚定，多么坦荡，只要追溯到它的最终根据，我们总可以得出某种并非自己选择的前提（三纲五常之类），最后则总是归结到生物学上的生殖和世代繁衍上去……仁义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界的(虎狼亦适用的)原则，即自然血缘原则”（《灵之舞》页120一121）。据说，我们华夏文明从“三代”起已经形成了大大不同于希腊部落联盟的国家制度，其基础是血缘联系下的“德”（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人们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时候，就先意识到自己是父亲和儿子，妻子和丈夫，是臣民和‘父母官’；当今天这些名分已越来越显得空洞，显得是对个人人格的束缚时，人们就忽然发现，它们所一直掩盖着的那个在深层心理中蠢动着的东西，一旦现出原形，竟绝不是什么人性，而是兽性”（《灵之舞》122页）。
如果制度可以保障人的隐私权，心灵就能够从“后台”审视自己的表演。这就是心灵对自己的“真诚”。我们的孩子们，当他们时时处处被父母审视和纠正着“错误”时，他们可怜的心灵已经失去了隐私权的保护，已经丧失了自我“审视”的权利。我们难道还没有注意到孩子们正在越来越早地学会撒谎和玩弄家庭政治吗？过早失去童真的孩子们，正是我们的制度的产物。邓晓芒在第一章里（15页）这样写道：“通常所谓‘中国智慧’恰好表现在：将一种婴儿般的内伺的圆融性建构为成年人老谋深算的心理平衡模式，在这种‘早熟’的心理模式中，既有着赤子般‘无我’的真诚，又有着习惯性的自欺和故作天真式的虚伪。”在第25、26页中他继续写道：“……我不能以我的大性证明我没说过谎，相反，我要不断地、小心地用我没有说谎来证明我的天性的洁白无暇；人生的道路一下子变得无限艰难了……意识到一切人(包括自己)都有可能虚伪，因而都有可能被看作虚伪，这是真正的真诚观念的萌芽。不会说谎是蠢笨，不愿说谎才是诚实。真正的真诚是一种选择，它背后有一个无限可能的谎言世界；但真诚的人选择了真诚，并将它表演了出来，对别人，也对自己。”
尼采对西方人的“真诚”或所谓的“求真意志”有过很多论述。在《七十年代笔记》里他这样说：“人并不是生来就为认识而存在的；真诚(和隐喻)产生了对真理的爱好”（田立年译：《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一1876年笔记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67页）。“人要求真诚并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交往中满足这一要求。这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预见到了互相撒谎的不快后果，因此真诚就成了一种责任……不顾一切他说出真理是某种苏格拉底主义的东西”（同上，40一41页）。这明显地受到康德“道德律令”的影响。但是下面这句话来自尼采：“对于真理的另一种感情是一种出自爱的感情：力量的证明”（同上，42页）。在另一处尼采写道：“真理和人有什么关系？不相信自己拥有真理，人就不可能有最纯洁和最高尚的生活。人需要信仰真理……知识冲动具有一种道德起源”（同上，52页）。下面的引文译自尼采的《八十年代手稿》(即TheilloPower。顺便说一句,商务出版社1991年的中译本《权力意志》只节选了尼采的《八十年代手稿》，忽略了许多最重要的笔记）：“……真诚感，主要地经由基督教信仰而生发出来……（7页，translatedyalteraufmann。.J.Holling-dale,Randomouse967年版)。可见尼采真诚地相信,西方人的真诚感归根结底出自他们基督教的信仰热情。而这信仰一旦转化为对“真”的信仰，将马上陷入虚无主义。不过这是西方人的问题。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问题在于怎样变得真诚起来。没有真诚，哪里会有“仟悔意识”呢？邓晓芒在第一章第二节里讨论“仟悔意识”，在第三节里讨论“移情作用”。我不愿苟同他这样的写法。我觉得他应当接着真诚问题去讨论中国人的宗教感缺失和如何在这样的历史情境里找到真诚感。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