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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章，邓晓芒说：“自由本身是不可定义的，自由之为自由，就在于它的不可定义性，不可规定性和无限可能性”（页156）。从这里我看出黑格尔的影响。“……为自由而战的斗士总是孤独的，他日夜为忧虑所折磨。可是实际上，自由就正在于这种‘为自由而战’，孤独与焦虑并不是自由的代价，而正是自由本身……当他所追求的自由社会真的出现时，他就的确失去了自己的家乡，成了无家可归的人……”（158一159页）。从这里我看出生存主义的影响，邓晓芒把关于“自由”的意识构造为三个辩证部分：（1）自由意志；（2)启律；（3）自由感。
意志的自由。不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有意志。从经验主义出发，洛克说：意志是人的心灵对痛苦的反应。所以，完全幸福的人是不会产生任何“意志”的。洛克的论证在英文里十分直截了当:“iillome-thing……；”假如我完全地幸福了,那么“iillo-thing”。不过康德批评说,这样的意志不是自由意志。因为自由的意志必须把人放在超越现象界当中才会发出。任何基于现象界的欲求都只不过是不自由的意志，是服从着自然律的人的生物学反应。因此，邓晓芒所讨论的意志自由，其实是康德的意志自由。注意，从这里开始，我和邓晓芒关于“自由”的理解发生了歧义。康德的意志自由建基于对世界做“现象一超越现象”的形而上分类。中国文化传统中原本没有“经验一超验”这样的两分。这就提出了一个原初性的问题：什么是中国传统所理解的“自由”？我们可以跟着钱穆声称“中国人本来就享有很大的自由”吗？抑或我们可以声称“中国人原本没有自由”？只有从康德的自由概念出发，我才可以理解邓晓芒的批评：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取消了人格主体的“自由”，或者不是“自由”；而庄子式的自由则是“无意志的自由”。也许，邓晓芒充分注意到了中西差异，所以他给第一节的标题是：“任意性，自由意志与选择”。他强调“任意性”作为意志自由的开端和基本特征：“纵情大笑鲜明体现了自由的最基本的含义，这就是任意性，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由首先是意志自由，而意志自由本身是无道理可言，自发的，不能追究的。”不论我们怎样批评中国人的不自由，我们毕竟无法否认中国人也有“纵情大笑”，也有爆发出“任意性”的时候。这个“任意性”在邓晓芒看来，是人之为人的标记：“……没有选择余地就谈不上自由……人却是自己选择了活着，如哈姆雷特所说的：‘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我十分喜爱这个译法)。很明显(尤其是当我援引了《地下室手记》之后），任意性就是选择的任意性。这表明中国人也是人。社会的腐败绝不是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引起的，而是由少数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多数人却想干什么都干不成而造成的。”说得真精彩！
西方人的自由意志总是同宗教感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为人留下的最后一种自由意志就是：信仰,或是不信”。“当我意愿为善时,罪恶也同时伴随着我，而在我犯罪时，却又并非全心全意地去做，……”,“真正的自由既非任意性,亦非知识,而是信仰”（166－174页）。邓晓芒对中国传统的诸多批判中，贯穿始终的，是他对“本心”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演了那么多的‘真诚’，……大多数人从‘本心’来说无疑是‘真诚’的。但在今天看来，这一场表演既没有自我，也没有真诚……‘出自本心’，本心是什么？”（21－22页）。“……当他们自以为由此而成了一个纯然内在本真的‘圣人’时，他们恰好事实上成了一个纯然外在虚假的‘假人’……这个绝对真诚的标准，在孔子那里是亲亲、孝悌和仁，在庄子那里是心斋、坐忘和任自然，在禅宗那里是顿悟本心，在宋明理学那里是心性天理，……只有鲁迅，第一个窥破了这一悠久的骗局，……”(33页),“……中国人正由于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从未‘离家出走’，因而只要‘反身而诚’即可发现自己事实上处于天然的伦理实体之中”（210页）。“中国传统道德正由于从道德出发的唯道德主义，而把不从属于道德规范的自由意志排除于道德之外……从而导致了中国道德传统的道德根基的遗失，导致了这个道德传统的非道德化。伦理化和刑政化”（183页）。可见邓晓芒认为中国的道德传统是排除了人的自由意志，从而遗失了自身根基的传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否仍与宗教感的缺失有关？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