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控制水害的问题，人类的认识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这要从鲧禹治水说起，这个故事真实到什么程度，可以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但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治水精神却值得我们深思。鲧以堵治水，失败了，因为他违反自然规律；禹以导治水，成功了，因为他顺应自然规律。当代治理河流，无论中外，仍然是这两条路线，即主要是工程治水，还是生态治水。工程治水的主要标志是筑堤筑坝，强调人的行为，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生态治水的主要标志是保护森林，保护湿地，强调尊重自然，用“自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主张生态治水，并不排斥工程治水。都江堰也算一“坝”，谁反对呢？河狸在筑坝拦水，人类也在筑坝拦水，过去在做，现在在做，以后还会做。河狸能量小，啃树筑坝即使对自然有所破坏，自然也有能力修复，而人类筑坝是越筑越多，越筑越大，越筑越高，而且是跑马占地，不给任何河流以任何喘息。你要提个意见，他们便把问题推向极端：“环保主义者就是反对所有的修坝。”对这句话我提三个意见，第一、我不同意用“环保主义者”这个词，正如我不会称呼这些人士为“水利主义者”一样；第二、反对无节制地筑坝并不只是关注环保的人，它包括各方面人士，其中就有一些有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水利工作者。第三、我们从来不反对所有的筑坝，在什么地方筑坝？什么地方不筑坝？筑多少？筑高坝还是低坝？是有原则区别的；同样的道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并不是原封不动。人类要改善生活，社会要前进，大自然也永远不会重复自己，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怎么动？是根据主观的愿望“以人为本”来动，还是根据客观的规律“以生态为本”来动。何先生说要权衡轻重，我看重在后者，不在前者。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是重中之重。河流是流动的，是有生命的，河流是一个生态系统，河流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人类文明大都诞生于大河两岸，并非偶然；而文明的衰落，却又与大河流域生态的破坏息息相关。沿黄河流域的历代古都西安（镐京）、长安、开封（汴京）、洛阳便是一例。古看黄河，今看长江，当长江变成“黄河”的时候，黄河又开始断流了。中国在五十年之间，已经建设了八万多座水坝，其中大坝的数量已经接近世界大坝总数的一半，如果我们再把全国的江河都变成梯级水库，完全改变了山河的自然格局，就会将所有河流流域的生态破坏殆尽，有河无流，污染和淤塞频频告急，再加上堤坝老化和病险的速度相当快，面对着残破山河中这一堆堆水泥垃圾，我们的子孙又将如何收拾？我想一个从客观、从全局、从历史、从绿水青山和子孙后代着眼的人，是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的。

正是在这种种认识的过程中，引发人们要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究竟应该是以主观为本，还是以客观为本？以某些人某些集团为本，还是以整体人类为本？以一两代人的利益为本，还是以千秋万代和万物一体为本？以人为本，还是以生态为本？正因为如此，才逐渐形成了研究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与生态伦理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产生了人对自然的态度的转变——从藐视自然到尊重自然，因此我们才宣扬生态伦理，宣扬爱心，宣扬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的已故妻子——一个钟爱自然和执著环保的美国人，说过一句感染过很多人的话：“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我相信，这种天人交汇的精神力量可能比孔子、释迦牟尼、雷锋的意义还要深远。认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把爱心扩展到大自然没有可操作性”的何先生，可能不会存有这份心情，但我们中很多人以及我们的后代，也包括何先生的子孙在内，一定会热爱大自然，这是一定的。

刘  兵（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先生还真是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好人，所以也就太乐观了一些。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强调教育的作用。如果在未来的教育发展中，像唐先生这样的观点能够占据主导地位，那他的预期也还有可能；但如果像何先生的那种观点真的占据了主导地位，恐怕就很难想象何先生的子孙就一定会热爱大自然了，说不定还会“青出地蓝而胜于蓝”呢。由此，我们正可以看到众多与何先生观点相反的人积极参与这场讨论的意义。

余剑锋（重庆市环保志愿者）：

我完全接受作者的观点。从参与“论战”来看，有些读者可能觉得文章显长了；但从传播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思想来看，备感文章深入、透彻，句句恳切，读来荡气回肠，是真正的警世之作。我想作者的目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读过《环球绿色行》和《错错错》，又读这篇文章，再次感受到作者的慈悲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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