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猎食家畜，危害牧业，从“以人为本”的观点出发，应当消灭。但狼被消灭以后，草食动物失去了控制，暴发性地繁殖，给草原带来了灭顶之灾。人们为了恢复草原，恢复生态，不得不又引进狼群，就像现在欧美一些国家所做的。这也可以说是从“以人为本”到“以生态为本”的认识的一种转变。

在我国“大跃进”年代，人们认为麻雀危害庄稼，从“以人为本”的观点出发，把它列入“四害”，在全国上下发动了一场消灭麻雀的人海战术。等麻雀不见了，害虫暴发了，才发现麻雀有控制害虫的一面，而且是其主要的方面，于是转而 “以生态为本”，把麻雀排除在“四害”之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挂牌世界自然遗产的规定很明确，即保护它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这完全符合生态学原理。而在我国的张家界、黄山、泰山的一些人却打着“以人为本”的旗号，实际是以市场为本，以赚钱为本，大搞缆车、悬崖电梯、股票上市以及各种不伦不类的垃圾建筑，把自然遗产搞得面目全非。这是糟蹋自然遗产，也是糟蹋“以人为本”，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农药、化肥、除草剂、生长和催生激素、转基因产品等等，也可以算是“以人为本”的产物，对人“益处”多多。但从《寂静的春天》开始，正在接受“以生态为本”的检验，证明了这些产物虽然从“以人为本”出发，但达不到“以人为本”的目的，反而可能 “与人为害”。因为它不符合生态规律，违反了“以生态为本”。

同样的道理，砍伐森林，围湖造田，开垦湿地，滥猎动物，超载放牧，如果当初从以人为本来看，也不算什么问题，但现在从生态学和生态规律来看，可能就是一场灾难，而这种灾难不能不降及人类。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个道理，现在很多人，也包括何先生在内，应该懂得了。

目前又出现一些新的动向，为了防御沙尘暴，动员大家到草原、荒漠地区去种树。树和草本植物、灌丛植物不一样，需要吸收和蒸发大量的水分，在干旱地区种树，就等于安装了许多抽水机，结果是树活不了，草和荒漠植物也没有了，土地更沙化了。还有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为了美化环境，就搞了许多的洋草坪，洋草坪只适合“洋”环境，不适应“土”环境，因此必须特殊护理，需要勤拔杂草，需要施用农药化肥，需要灌溉大量的水，反而增加了环境的负荷与污染；他们又出新花样，把野外成千上万的大树搬进城。“树挪死，人挪活。”结果这些高龄而又庞大的树在搬运和挖了再栽的过程中，死亡率很高，有的高达百分之九十，而每一棵树的成长都需要几十年、一百多年，它既需要所适应的生长环境，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暴发户有钱，山村人穷困。这种交换的重要结果是生态遭殃。现在山羊绒的市场价值很高，就盲目地发展山羊，改变了草原的畜牧结构，历史选择适合在草原生长的绵羊、骆驼被山羊代替了。而山羊那种“一次性消费”的食草方式——连草根都不留，彻底破坏了草原生态，最后是骆驼、绵羊和人均无立足之地，山羊也发展不下去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想人们这样那样做都是有道理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人类（经常是某些人）为中心，过分强调人类（经常是某些人）短期的片面的利益，他们没有想到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应当以生态为本；而且“以生态为本”和“以人为本”并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人们在实践以生态为本的过程中，就包含着人的利益。生态伦理、绿色文化和人文关怀是一脉相通的。这也算做如何处理个体与全体、局部与全局、目前与长远的关系吧。但我们不能颠倒过来，让大自然服从于人类，让自然规律服从于社会规律，让“以生态为本”服从于“以人为本”。”

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绿色经典文库》主编）：

作为一项施政纲领，“以人为本”力图扭转的是“只见金钱效益不见公平正义”、“只顾眼前发财不计长远后果”式的“硬”（楞）发展思路，恰恰与“以生态为本”是一致的。人类与自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和纠缠，人类作为自然生态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与自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非要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规定一者为本、他者为末，这是一种机械论的思维方式。

金经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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