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基（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

唐先生一贯认为人类要尊重自然，确实如此，自然界有很多规律，所有生命都按照自然界的规律生存、繁衍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按照自然界的规律生命可以繁衍下去，而不按自然界的规律生命则迟早将灭亡。所有的生物都有思想和智慧，一些植物懂得利用蚂蚁控制害虫，割叶蚁懂得生产食用菌，蜂类懂得建造高水平的建筑，鸻鹬类懂得巧妙地把天敌引离巢穴，鼠类懂得把好的橡树果实留待来年播种等，当然人类集几千年的文明，集思广益，自然要聪明得多，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半桶水的人就翘起尾巴来了，何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殊不知自然界还有许许多多的规律有待人类去学习，去探索。当今全球的气候转暖已引起了世人的重视，人类可以排放多少温室气体？中国可以排放多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温室气体的收支平衡如何？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提高会相应地带来多少度的气温的升高？人类对温度的耐受极限是多少？汽车的消费与臭氧洞的关系如何？人类能够耐受的紫外线辐射的极限是多少？一旦温度、紫外线辐射、气候变化格局、战争带来的辐射等超出我们的耐受极限，人类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有些人比何先生更直截了当，骂我们实行的不是 “人道”，而是“兽道”。我对这话并不反感，这只是说明我们除了人以外，看得更多一些，站得更高一些，想得更深一些。如前所述，人、兽及所有的生命都产生于大自然，都共同于祖先一脉，都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之中。我们的关系相当于邻居、朋友和兄弟，如果你不反对“从猿到人”，那么人也是兽变来的，人猿揖别，也只是几百万年以前的事。而且从生态系统总体来看，现在的人类实在是数量过剩，人不善于使用自己的智慧与科学，破坏自然生态太厉害，人还不肯认错回头。从这点说，人不如兽；拿“兽”骂人，更不如兽。何况“兽道”之说，只是一种恶意歪曲，我们讲的是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子孙后代和绿水青山。

人们啊，我们可要警觉，没有地球的自然环境，人类及所有生命都是不能生存的。而地球只有一个，她是我们的摇篮，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天堂。她很大，但不是无边无涯；她很美，但不是青春永在；她很富饶，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我们要尊重她，珍惜她，了解她，保护她。何先生不要苛求“自然也有不和谐的一面”，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科学，趋利避害，化害为利。何先生谈到对地震、海啸的预警与防御，也属于这个范围，丝毫看不出何先生有“改造”地震、“改造”海啸的意思。我还想提醒一点，你所说的预警、防御海啸的措施中，有很重要的一条没有提到，那就是保护天然的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特殊的适应咸水生长的海滩森林，它除了拥有许多特异的生态功能以外，在减轻台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中，有其极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印度洋沿岸的许多国家，还有我国沿太平洋的广东、广西、海南、香港等地区，都把许多珍贵的红树林群落改造成人工海岸。砍伐和毁灭红树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道理，其结果都是得不偿失，这也算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生态为本”的一个教训吧。

现在有些人竟幻想人造一个地球，或者乘接近光速的飞船到银河系以外去另找一个地球，我看还是现实点，老老实实呆在地球上，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只有天泰，才有人康。我们必须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传统，怒江、原始森林、老虎……都是漫长的自然历史不断演化、不断优化的结果，我们应该尊重，应该保护。永定门、黄鹤楼、阿房宫被毁了，可以再建一个，甚至建得更“好”，虽然丧失了传统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毕竟还算是恢复了一个仿制品，而怒江被破坏了，原始森林被砍了，老虎灭绝了，就永远不可逆转。所以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特别慎重，千万别自以为是，也不能以人为本。我的自然观和哲学观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物我同舟，天人共泰。尊重历史，还我自然。”

李振基（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

诚如唐先生所说，科学狂人竟幻想人造一个地球，或者乘接近光速的飞船到银河系以外去另找一个地球，谈何容易！地球上各种生物适宜居住的环境是几十亿年生态系统发展的结果，地球上如果没有大气层，其表层温度将是-18 ℃，长期的演化才使得我们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假如地球距离太阳比现在近5%，海洋将会沸腾，形成深厚的大气层，地球与金星相似；假如地球离太阳比现在远1%，那么海洋将会永远冻结，成为像火星那样。再造一个地球，谈何容易！岂不知，美国的生物圈2号在地球上都无法再造一个协调的小世界，更不要说到地球外的宇宙中！

刘  兵（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何理解以人为本的问题，还引出了有关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不在一个层面上。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做更加深入的讨论，其实在像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领域中，已经有的很多的研究和成果，需要学习和普及。

在目前的争论中，确实有许多人将“以人为本”和敬畏自然极端地对立起来。我们应该尝试去分析这种简单化的对立中的错误和问题，并对之进行分析。

我这里想提一个说法：即使我们回避有关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即使我们仍然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或者说站在弱一些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以人为本也并不与敬畏自然相矛盾。

无可否认，当我们奉行敬畏自然的态度和情感，并因而要在某种程度上克制我们的欲望时，似乎与“以人为本”的目标有些冲突。但是，这里还有另一个关键的理解问题。即，以人为本，是要以人类为本，还是以个体的、局部的、小范围的某些人为本。以敬畏自然的态度来工作和生活，显然会给个体的某些人带来利益、欲望上的不满足，但却是与整个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

从伦理道德上讲，我们当然不应该只顾眼下的、个体的、局部的某些人的利益，并因而去无所顾忌地去改造自然破坏自然。不知这样的伦理规范那些争论的对手们是否也赞同？说起来，我们经常挂在嘴上，并且作为基本国策的可持续发展，也正是建筑在这样的伦理规范之上，即不可以因为我们这代人眼下的利益和发展而牺牲和影响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只为了眼下的、个体的利益，把这些东西放在第一位，并因而可以不敬畏自然，那最后所损害的，则是整个人类的利益。

如果真要坚持这样的观点和做法，那才是真正的反人类呢！

李振基（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

人类只是地球上生命的一个物种，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物种，不应该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人类可以消费动物，而动物就不能消费人类，岂有此理！人自认为是最有智慧的生物，人饿了要吃饭，他就可以采取种种手段去捕杀动物、砍伐森林，而一两头老虎偶尔吃个人，那么所有的老虎都得消灭，白蚁还没有到吃人的地步，只是找个栖身之地，也犯了人类之大忌，要消灭白蚁。那么布什下令发动伊拉克战争，死了那么多人，是否美国人应该被消灭干净？日本侵略中国，日本人是否应该被消灭干净？忽必烈征服过欧洲，中国人是否应该被消灭干净？人类中有人杀人的现象，是否整个人类都应该被消灭？

 “以人为本”不能套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何先生郑重地申明：“在这里，我要尖锐地提出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奉行的应该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环境为本，以生态为本？这是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应该是以人为本。”

我佩服何先生的郑重其事，可惜张冠李戴了。“以人为本”，就如同“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天下为公”等一样，只是政治、社会、人类领域中的一个口号，一个准则，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只能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套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当然以自然为本，以生态为本，以生态规律为本；在这个领域谈以人为本，根本谈不通，也行不通，甚至是背道而驰。在历史和现实中，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教训：

狼猎食家畜，危害牧业，从“以人为本”的观点出发，应当消灭。但狼被消灭以后，草食动物失去了控制，暴发性地繁殖，给草原带来了灭顶之灾。人们为了恢复草原，恢复生态，不得不又引进狼群，就像现在欧美一些国家所做的。这也可以说是从“以人为本”到“以生态为本”的认识的一种转变。

在我国“大跃进”年代，人们认为麻雀危害庄稼，从“以人为本”的观点出发，把它列入“四害”，在全国上下发动了一场消灭麻雀的人海战术。等麻雀不见了，害虫暴发了，才发现麻雀有控制害虫的一面，而且是其主要的方面，于是转而 “以生态为本”，把麻雀排除在“四害”之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挂牌世界自然遗产的规定很明确，即保护它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这完全符合生态学原理。而在我国的张家界、黄山、泰山的一些人却打着“以人为本”的旗号，实际是以市场为本，以赚钱为本，大搞缆车、悬崖电梯、股票上市以及各种不伦不类的垃圾建筑，把自然遗产搞得面目全非。这是糟蹋自然遗产，也是糟蹋“以人为本”，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农药、化肥、除草剂、生长和催生激素、转基因产品等等，也可以算是“以人为本”的产物，对人“益处”多多。但从《寂静的春天》开始，正在接受“以生态为本”的检验，证明了这些产物虽然从“以人为本”出发，但达不到“以人为本”的目的，反而可能 “与人为害”。因为它不符合生态规律，违反了“以生态为本”。

同样的道理，砍伐森林，围湖造田，开垦湿地，滥猎动物，超载放牧，如果当初从以人为本来看，也不算什么问题，但现在从生态学和生态规律来看，可能就是一场灾难，而这种灾难不能不降及人类。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个道理，现在很多人，也包括何先生在内，应该懂得了。

目前又出现一些新的动向，为了防御沙尘暴，动员大家到草原、荒漠地区去种树。树和草本植物、灌丛植物不一样，需要吸收和蒸发大量的水分，在干旱地区种树，就等于安装了许多抽水机，结果是树活不了，草和荒漠植物也没有了，土地更沙化了。还有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为了美化环境，就搞了许多的洋草坪，洋草坪只适合“洋”环境，不适应“土”环境，因此必须特殊护理，需要勤拔杂草，需要施用农药化肥，需要灌溉大量的水，反而增加了环境的负荷与污染；他们又出新花样，把野外成千上万的大树搬进城。“树挪死，人挪活。”结果这些高龄而又庞大的树在搬运和挖了再栽的过程中，死亡率很高，有的高达百分之九十，而每一棵树的成长都需要几十年、一百多年，它既需要所适应的生长环境，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暴发户有钱，山村人穷困。这种交换的重要结果是生态遭殃。现在山羊绒的市场价值很高，就盲目地发展山羊，改变了草原的畜牧结构，历史选择适合在草原生长的绵羊、骆驼被山羊代替了。而山羊那种“一次性消费”的食草方式——连草根都不留，彻底破坏了草原生态，最后是骆驼、绵羊和人均无立足之地，山羊也发展不下去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想人们这样那样做都是有道理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人类（经常是某些人）为中心，过分强调人类（经常是某些人）短期的片面的利益，他们没有想到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应当以生态为本；而且“以生态为本”和“以人为本”并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人们在实践以生态为本的过程中，就包含着人的利益。生态伦理、绿色文化和人文关怀是一脉相通的。这也算做如何处理个体与全体、局部与全局、目前与长远的关系吧。但我们不能颠倒过来，让大自然服从于人类，让自然规律服从于社会规律，让“以生态为本”服从于“以人为本”。”

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绿色经典文库》主编）：

作为一项施政纲领，“以人为本”力图扭转的是“只见金钱效益不见公平正义”、“只顾眼前发财不计长远后果”式的“硬”（楞）发展思路，恰恰与“以生态为本”是一致的。人类与自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和纠缠，人类作为自然生态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与自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非要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规定一者为本、他者为末，这是一种机械论的思维方式。

金经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

倘若不是他亲临互联网做客时的论点和他在媒体上公开署名的文章，我真不敢相信这位自称他的本行之二是“哲学研究”、“始终关心社会问题”、“是党员，党员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有责任推进先进文化”的科学院某院士竟会公开宣称“人类无需敬畏大自然”，“把爱心扩展到大自然没有可操作性”。

当今正值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时代。不少中小学校开设了生态教育课程。许多青少年都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当作无须争辩的常识,很自然地接受了“人类要敬畏大自然”的论点，这是十分可喜的。北京的一位初中生馨儿在网上对“敬畏”二字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毫无迷信色彩，更令人可喜。但是他不能理解，他所敬佩的老科学家“对于这样一个科学常识，为什么还要争来争去？”“是不是因为对物质的追求，蒙住了人们的双眼，顾不得接受这样的常理了呢？”这种似乎看透“皇帝的新衣”的“童言”，使这位爷爷辈的院士动了肝火，岂容“无忌”！于是煞有介事地指责这个孩子：“这是在逻辑上玩弄偷换概念……所以我们这些长者也就不得不向‘童言’提出‘告诫’，‘堂吉诃德向风车战斗’并不是很光彩的论战手法”。如此切齿，这又何必！

平心而论，在这新旧文明的过渡时代，人人都需要学习，人人都需要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转变。“童言”虽然稚气，但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并不是“堂吉诃德向风车战斗”；“长者”、“院士”固然老成，但未必样样都能赶上时代发展，为何摆出一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架势！

譬如说，某院士认为：“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应该是以人为本”，就足以说明，他的“哲学研究”尚未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对于这个问题，唐先生的文章已经说得很透彻，我确实得益匪浅，也希望某院士能放下架子，有所收获。

我想补充的是，2002年底，某院士曾在某科学日报上发表的《学会应用生产力分析的方法》中提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各种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必须应用生产力分析的方法……如果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那么应该说生产力分析才是本质的、第一位的。”这一生产观和上述生态观确有内在联系，那就是缺乏社会主义人文关怀的唯生产力论。

在“研究各种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文化问题”等如此广博的学科范围内，彻底肢解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不可分的联系，使我不仅要问，某院士的生产力分析法，是否考虑了环境成本、社会承受力和可持续发展因素；只分析生产力，不分析生产关系，怎能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大量社会问题，譬如说，贫富差距过大、基础教育不足、广大劳动者（包括不少脑力劳动者在内）沦为弱势群体等等。

试看，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揭晓的2004年CCTV“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名单，东莞入选。这个地级市去年的GNP约1000亿元，几乎增长到1992年的11倍，它的财政收入占了全国的1％；然而，现在当地民工月工资仅六七百元，只相当于1992年的1.5倍左右。不难看出，目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的症结所在，不是生产力不发展，而是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生产关系有待调整。

面对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根本转变。要走的路还很长，肯定会超越我们个人的生命界限。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构筑铺路石。这是光荣的历史使命，愿某院士能赶上时代，共享这光明的前景。

只有尊重自然，人类才有作为

何先生的意思是，如果敬畏自然，人类就会无所作为。我的认识刚好相反，人类只有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才有作为，甚至是大有作为。两千多年以前的荀子说得非常好：“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应之以乱则凶”的事例前面说了不少，这里说几个“应之以治则吉”的事例。

我三次拜访过四川的都江堰，那确实是一项千古不朽的水利工程。它完全是按着自然的山势和河势，用“鱼嘴”把奔腾不息的岷江劈为两半，西边一半江水通过闸门向外江流去，从宜宾汇入长江；东边一半江水通过人工开凿的“宝瓶口”，限量流入内江，灌溉着几百万亩成都平原。无须任何外来的能源，涝有外江自动分洪，旱有内江自流灌溉，二千二百多年以来，形成了一个“天府之国”的人工生态系统，因此2001年3月庄严地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都江堰的山旁还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寺庙，是世界上惟一尊水利专家为神的殿堂。我劝研究水利的人都去庙里磕几个头，从李冰身上吸取一点尊重自然、师法自然的灵感。遗憾的是在水利界竟有人还要在离“鱼嘴”只有1310米的上游，另建一个大型的杨柳湖水库，如此将彻底摧毁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由于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这个水库“暂停”了。但上游6公里处的紫坪铺水库仍在修建，应该说这是水利界一件很丢人的事。

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也是一种有五百多年历史的人工生态系统——水体和陆地交互作用的成功典型。塘泥肥桑，桑茂蚕壮，蚕壮丝多、屎多，丝多收益多，屎多鱼肥，鱼肥塘泥养分多……这种物质和能量顺利传递的生态平衡，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扩大了经济效益。每年可以获得八造蚕丝，每亩产鱼千斤以上。所以这一带平均每平方公里养活600人，成为我国农村最富裕、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已经扩散到其他领域和其他地方，如草基鱼塘、垛基鱼塘、果基鱼塘、稻-苇-鱼、稻-鱼-麻等等。可惜在经济开发的大潮中，珠江三角洲这种典范的人工生态系统，也日益被蚕食了。

我国由古至今还可列出许多著名的伟大工程，就不细说了。如秦代始建的广西灵渠、新疆吐鲁番的坎尔井、河西走廊的“金张掖、银武威”等等，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杰作，都是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既保护生态、又造福人类的成功典型。

这是历史，现在人们有了生态学，懂得了生态规律的重要，因此自觉的行动就更多了。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牧业、生态旅游、生态村、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等等，如雨后春笋，尽管有些做得还不够好，还不够完善，甚至也有个别“挂羊头，卖狗肉”的，毕竟说明了生态学已经赢得了人心，连不关注生态、不懂得生态的人也要利用这块招牌了。当然，人们有生态意识，有生态观点，肯于向自然学习，向生态学习，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绝不是喊几个口号，搞几个样板，问题就解决了。生态是客观的，是复杂的，是千差万别的，认识是逐渐的，正因为如此，在尊重自然的情况下，人不仅是有所作为，而且是大有作为。

余剑锋（重庆市环保志愿者）：

科学家不等同于哲学家。有些科学家的思想十分狭隘，只是某种意义上的“专家”或“博学者”，有知识但缺乏智慧。我并不一定怀疑何先生的做人良知有问题，但他对自然／生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的确太狭隘、太陈旧，且不自知，反以“科学精神”自居。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它有着光辉的前程，也经历着艰难而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具体到每一门科学，在研究客观世界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种运动形式的时候，有成功，有失败，有否定，有否定的否定，遭到批评与反对是正常的。真正的科学不怕批评与反对，越批评越科学，越反对越科学。

现在有人喜欢用“反科学”的帽子来吓唬人，这正好说明了他的思想、方法、态度不科学。

纵观近百年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应该看到许多的科学成果好比一把双刃剑，用荀子的话来说，它既带来“用之以治则吉”的福祉，也带来“用之以乱则凶”的祸害。特别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福祉多于祸害。这问题不在科学本身，而在实践科学的人。我想起了圣雄甘地的一句话，而且越想越深刻：“人类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善于改造自然，不如说是善于改造自我。”

马宝建（北京林业大学讲师）：

1955年，52位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博登湖畔，发表了《迈瑙宣言》：“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生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转引自：刘大椿，在真与善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3页。）

何中文（2000年大学生绿色营营员）：

“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这句话我很赞同，尤其是“过程”这个词。人类的文明才几千年，而地球已经存在46亿年，整个宇宙及其客观规律更是存在了无限长的时间。相比之下，人类科学的历程太微不足道，所认识的领域也小得可怜。即使是人们身边的一些自然现象、包括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都有很多问题没有认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以人类所掌握的少得可怜的科学知识去面对这个还隐藏着无数位置数的大自然，何谈去“改造”去“征服”？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的去做，其实是无知者无畏的做法，只能留下无数的苦果后人去尝。只有谦虚、谨慎的态度去尊重自然，尊重那些客观规律，抱着客观的态度去学习研究它们，才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甘地这句话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类比世间万物聪明的地方，就是掌握了科学文化，能不断去认知这个客观世界。认知的目的，主要不是“善于改造自然”，而是用这些知识来进一步规范人类自己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善于改造自我”，这样人类才能和这个世界更和谐更长久的共存下去，这才是人类最伟大的地方。

譬如人类要改善生活，就发展农业、牧业、林业，纯农、纯草、纯林有益于管理和提高产量和品质，但这不合乎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则”，大自然就“差遣”了一支别动队——害虫，来干扰纯农、纯草、纯林。（注：我这里多打几个引号，是避免有人误解，我把大自然人格人性化了。全文同。）人类很苦恼，很无奈，几经努力，终于发明了DDT。这个伟大的科学成果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实践的结果，农药并不能消灭害虫，因为农药会增加害虫的抗药性，会杀死害虫的天敌，会残留和转移到土地、水源、植物、动物和人体之中，从而开创了一个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危害人体健康的时代。于是人类不得不转变方向，用改变作物的抗虫性、调整种植格局和生态管理的办法，来控制虫害和发展农林牧业，至今问题仍未真正解决。DDT在许多国家早已禁用了，而在我国却是屡禁不绝。人类要真正认识这个问题，我想至少需要一百年。

至于控制水害的问题，人类的认识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这要从鲧禹治水说起，这个故事真实到什么程度，可以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但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治水精神却值得我们深思。鲧以堵治水，失败了，因为他违反自然规律；禹以导治水，成功了，因为他顺应自然规律。当代治理河流，无论中外，仍然是这两条路线，即主要是工程治水，还是生态治水。工程治水的主要标志是筑堤筑坝，强调人的行为，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生态治水的主要标志是保护森林，保护湿地，强调尊重自然，用“自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主张生态治水，并不排斥工程治水。都江堰也算一“坝”，谁反对呢？河狸在筑坝拦水，人类也在筑坝拦水，过去在做，现在在做，以后还会做。河狸能量小，啃树筑坝即使对自然有所破坏，自然也有能力修复，而人类筑坝是越筑越多，越筑越大，越筑越高，而且是跑马占地，不给任何河流以任何喘息。你要提个意见，他们便把问题推向极端：“环保主义者就是反对所有的修坝。”对这句话我提三个意见，第一、我不同意用“环保主义者”这个词，正如我不会称呼这些人士为“水利主义者”一样；第二、反对无节制地筑坝并不只是关注环保的人，它包括各方面人士，其中就有一些有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水利工作者。第三、我们从来不反对所有的筑坝，在什么地方筑坝？什么地方不筑坝？筑多少？筑高坝还是低坝？是有原则区别的；同样的道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并不是原封不动。人类要改善生活，社会要前进，大自然也永远不会重复自己，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怎么动？是根据主观的愿望“以人为本”来动，还是根据客观的规律“以生态为本”来动。何先生说要权衡轻重，我看重在后者，不在前者。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是重中之重。河流是流动的，是有生命的，河流是一个生态系统，河流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人类文明大都诞生于大河两岸，并非偶然；而文明的衰落，却又与大河流域生态的破坏息息相关。沿黄河流域的历代古都西安（镐京）、长安、开封（汴京）、洛阳便是一例。古看黄河，今看长江，当长江变成“黄河”的时候，黄河又开始断流了。中国在五十年之间，已经建设了八万多座水坝，其中大坝的数量已经接近世界大坝总数的一半，如果我们再把全国的江河都变成梯级水库，完全改变了山河的自然格局，就会将所有河流流域的生态破坏殆尽，有河无流，污染和淤塞频频告急，再加上堤坝老化和病险的速度相当快，面对着残破山河中这一堆堆水泥垃圾，我们的子孙又将如何收拾？我想一个从客观、从全局、从历史、从绿水青山和子孙后代着眼的人，是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的。

正是在这种种认识的过程中，引发人们要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究竟应该是以主观为本，还是以客观为本？以某些人某些集团为本，还是以整体人类为本？以一两代人的利益为本，还是以千秋万代和万物一体为本？以人为本，还是以生态为本？正因为如此，才逐渐形成了研究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与生态伦理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产生了人对自然的态度的转变——从藐视自然到尊重自然，因此我们才宣扬生态伦理，宣扬爱心，宣扬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的已故妻子——一个钟爱自然和执著环保的美国人，说过一句感染过很多人的话：“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我相信，这种天人交汇的精神力量可能比孔子、释迦牟尼、雷锋的意义还要深远。认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把爱心扩展到大自然没有可操作性”的何先生，可能不会存有这份心情，但我们中很多人以及我们的后代，也包括何先生的子孙在内，一定会热爱大自然，这是一定的。

刘  兵（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先生还真是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好人，所以也就太乐观了一些。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强调教育的作用。如果在未来的教育发展中，像唐先生这样的观点能够占据主导地位，那他的预期也还有可能；但如果像何先生的那种观点真的占据了主导地位，恐怕就很难想象何先生的子孙就一定会热爱大自然了，说不定还会“青出地蓝而胜于蓝”呢。由此，我们正可以看到众多与何先生观点相反的人积极参与这场讨论的意义。

余剑锋（重庆市环保志愿者）：

我完全接受作者的观点。从参与“论战”来看，有些读者可能觉得文章显长了；但从传播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思想来看，备感文章深入、透彻，句句恳切，读来荡气回肠，是真正的警世之作。我想作者的目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读过《环球绿色行》和《错错错》，又读这篇文章，再次感受到作者的慈悲胸怀。

哲  夫（作家）：

无意送春去，也无心迎春到，春却不管不顾不理不睬又匆匆归也。四季的我行我素与万物的生老病死——谁能阻断时光的流逝和时空的变换？谁又能改变自然内在的规律和它对大千世界的各项主张？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经验主义加科学实践的箴言，因为经验原本是科学的兄长，而科学却是自然的学生，只有严格遵守自然的课堂纪律，才会在经验的基础上学到正确的科学知识，从而得到一把解读大千世界的钥匙，人类有了这把不违背自然内在规律的正确的钥匙，科技创新的大门才会洞开。

老话说，人以杀生而养生，欲求的上帝五光十色，因为需要而焚琴煮鹤，因为美丽而巧取豪夺，因为可爱而竭泽而渔。因为怡人而居之，因为好味而食之，因为爽肤而猎之，因为欲得之而杀之，因为爱之深而恨之愈，因为欲壑难填之而堕入迷狂，不惜毁天、毁地、毁自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九死而不悔。不管发生了什么，那怕印度洋海啸，太平洋地震，北冰洋融化，五大洲陆沉，也难消解这极端自私的欲求。欲求从来不会有所节制或是离去抑或远遁。物质和精神的高度文明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更高追求，可人类这两个文明进步在现阶段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伴之而来的是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生态环境的惨遭破坏，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要让经济不发展，科学不进步，财富不增长，社会不前进，物质生活不富足，人类知足而却步，那几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因此，资源匮乏、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将成为致命的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瓶颈，这是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国最主要最突出最迫切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唐锡阳E-mail：tangxiyang@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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