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高校大规模的腐败始于滥评职称,尤其是给行政干部评职称。90年来以来官员权力趋于失控。随着权力扩张,野心也大大膨胀,什么都想弄到手,官本位的体制则让有非分欲念的官员总有办法满足自己。给行政干部评职称作为90年代一大发明和世界一绝,正是这种情况恶性发展的结果,也是高校大规模腐败的开端。再有钱和关系网的因素加入进来形成以权力为主导的合力,教授资格评审这一不被商业化浪潮侵蚀和权力侵扰的净土便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其后出现的大办研究生班,滥授学位、滥发文凭不过是滥评职称的延伸。在满天飞的博士、教授头衔之下是成批的冒牌货。这类冒牌货的大量出现扰乱了学术秩序,导致了学术层次的混乱;而大学趋权趋钱乱评职称滥发文凭则使大学颜面尽失。
当大学腐败已呈蔓延之势时,90年代末开始推行教育产业化更是进一步释放出贪婪和世界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教育的深度腐败。以涨价为核心的“教育产业化”把受教育机会商品化。这一方略被大学加以发挥,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便成奇货可居的紧俏商品。如果说以五花八门的手段借这“紧俏商品”敛财牟利是产业化释放出来的最显眼的腐败,那么与此同时发生的更深刻的教育腐败是教育背离民主化国际潮流,使接受高等教育、扩大生活的选择机会越来越远离贫者。诚然,实施教育产业化有着促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大学进行改革的初衷和解决大学经费不足的合理考虑,但既缺乏明晰、健康的大学理念的指导,又不触动产生种种痼疾的现有大学体制,这种体制使大学在该自主时不自主、不该自主之处又太自由,尤其对学官们在校内如何用权毫无制约,这使得现有大学体制具有把任何改革新举措变成腐败新渠道的趋势,更何况教育产业化作为改革举措是否合宜还大成问题。在教育腐败上,大学后来居上,成了重灾区,而且即使就整个社会范围看也算得上重灾区。
谈及教育腐败,还有一个未引起足够注意但危害不小的方面,这就是教育行政机构扮演的角色。这一机构的官僚化以及它所体现的官本位就不说了,只就腐败角度谈它的滥用职权。90年代中期就有对教育经费的审计结果表明,掌握着地方教育经费分配权的教委近水楼台先得月,人均占用经费远高于一线教师;在大兴校园经商热中,不少地方教委强行出租甚至出售中小学校地皮给公司,以从中牟利;与不法商人勾结,以行政命令强迫中小学在学生中高价推销各种劣质教参、劣质食品,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最近甚至爆出某文教局抢走资助贫困地区小学的电脑的丑闻……如此等等。这些地方的教育行政机构在自身腐败的同时也对其统辖下的学校的腐败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但最令人怀疑这机构存在的合理性的是其在审批民间办学时的双重标准。近些年那些不断引起家长控告的诈骗性高收费私立学校,几乎无一不是由教委批准正式挂牌招生的;而农民工自办的打工者子弟学校至今未闻有哪一所能从教委领取“准生证”,声称“没有义务解决……”的教育行政机构为这类解困学校做的事是以校舍、设施、教学质量不合格为借口进行围追堵截。权力异化至此,要这机构何用?
90年代教育问题多多,而上述种种严重问题遗留给了21世纪,且有发展之势。其中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是根本性的。相对而言,教育不公和腐败问题具有派生性。但派生性丝毫不意味着次要性。在我看来,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教育不公。几年前曾提出,教育排斥使社会分裂出两个智力、处境、地位天壤之别且彼此难以沟通的阶层,这将形成随时引发社会动荡或其他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原因5.如今这已是现实。我国基尼系数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进入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而且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我国的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与城乡、地域、行业有很高相关性。我认为,这不正常的高相关性与教育对底层的排斥关系甚大。鉴于发展教育在培养公民社会、缓解社会冲突和避免大规模社会动荡上的重要性,我国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现行教育政策。※
萧雪慧副教授作为伦理学的专门研究者,其引用的事例均应当是可靠的。她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教育界现状,真可以说是“触目惊心、闻所未闻”。不仅是研究者们如是说,社会上普遍对教育腐败感到厌恶。前不久我获知了一首目前流行的民谣《新“四害”》,里面是这样说的:“公检法,国地税,老师医生,黑社会”。而另一首民谣则说“黑蛇(警察),白蛇(医生),眼镜蛇(老师)”。昔日被誉为“园丁”、“人类灵魂工程师”、“燃烧了自己却照亮了别人”的教师,竟然被群众列入“四害”之列,比喻成狠毒可怖的“眼镜蛇”,可见群众对目前教育行业的腐败究竟有多么不满。“教育产业化”把心灵纯洁、无私奉献的教师变成一群贪得无厌、寡廉鲜耻的奸商,实在是民族之不幸,教育之悲哀,国家之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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