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当政府逃避职责
祸国殃民的“教育产业化”之所以成为一项政策,除去失德的教师、“无心”的经济学家的鼓噪之外,政府某些部门某些领导也难咎其责。事实上,在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假如政府不对某项政策首肯,无论这项政策再怎么符合民意、再怎么顺应潮流、再怎么呼之欲出,也是万万不可行的。相反,任何一项违背民意甚至祸国殃民的政策,只要领导点头政府同意,就能立即付诸实施。多少年来,为了体现“政绩”、获得上司赏识以获得升迁,很多政府官员施政时只看上面眼色行事,不为百姓着想,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这个至今仍然实行干部选拔制的国家里,自然是权势者自上而下地挑选自己的心腹和追随者,自上而下地授权,必然只会根据上级的个人喜好和一己私利而选定人选,必然会导致小宗派和阴谋诡计,也必然会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和官官相护的现象;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群众负责,接受上级的监督而不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然视上级为上帝而视人民如草芥,必然只为上级服务而对只把“为人民服务”当作一个空喊的口号而已。假如没有上级的首肯,再好、再有能力有思想有群众基础的官员,也是没有前途的。
这种体制决定了中国很多官员的行为必然是短期化、表面化、虚浮化的,好大喜功、贪大求洋,不脚踏实地做事成了官场一大风气。教育是一项长远的投资,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能够显现得出来的,而且教育的最终成就是抽象的,不是能够具体到“物”的成就。因此,和修广场大楼、建高速公路、兴办开发区等等行为比起来,投资教育对官员们自然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国民教育在五十多年时间里一直被放在无关紧要的位置。尽管有些领导人对教育做了这样那样的指示,有些甚至可以说得上精辟,但是其起到的实际作用,仍然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各级官员们口头上都说自己重视教育,要加大教育投入,可惜落到实处的是九牛一毛。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始终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上,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是如此。先看看改革前的情况:根据一份资料显示,从1952年到1980年,中国历年浪费掉的基建投资费用约为6000亿元,而用于教育的总投资仅为1000亿元,年均只有34亿元;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印度为20.8%(1969年),日本为22.3%(1975年),世界水平一般为 15~20%,而中国一直没有达到过10%(其中1971年只占4%,为世界倒数第一)。1976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在世界151个有统计资料的国家里占第149位(资料来源《高等教育学报》1985年第一期,第64页)。改革之前,除了五十年代前期教育一度出现过昙花一现的繁荣局面之外,从五十年代末以后,中国的教育一直处在极不正常的状态,学校被看作“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而成为历次运动的重灾区,很多知名学者、教授被划作“右派”而被肃整、迫害和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教育更是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摧残,学校停课、教师被整、高考废除,“反潮流、交白卷”成了英雄,知识分子被当成“臭老九”,连算术都没有完全掌握的人被推荐进入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十年动乱,耽误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造就了一大批缺乏理想、缺乏文化的“迷惘的一代”。
改革初期,随着高考的恢复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我国的教育事业又一度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十年代定格的应试教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政治狂热消除之后,拜金主义却又盛行起来,一切都在向钱看。与此同时,国家对教育“加大投入”,一直口惠而实不至,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造成了“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尴尬局面。很多本来优秀的人才,仅仅因为考试时发挥失常失掉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而考分定乾坤造就了一大批高分低能的“考试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是每况愈下、连年下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而实际情况是,这一比例连续下滑:1991年为2.85%,1992年为2.73%,1993、1994年为2.52%,1995年为2.46%,1996年为2.44%,1998年为2.55%,2001年则为2.3%。不对比就不知道差距在哪里,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以外,没有几个国家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象中国这么低——印度为3.2%(2001年),美国为5.3%(2001年),英国为6.9%(1999年),瑞典为8.7%(1999年)。目前,中国年度公共教育经费为1400亿人民币,约折合170亿美元,仅占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1500亿美元的1.5%;而中国现有学龄人口数量为2.14亿人,占全球教育总人口的22%。也就是说,中国用占世界1.5%的教育经费教育了占世界22%的受教育人口——这不知是该算作“奇迹”呢,还是政府的失职?(资料来源:《中国社会年报2000年版》,《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当代英国与瑞典的福利制度》,《中国教育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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