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与形而上学 雷根和泰勒都使用过“起码的义务”这个短语,后者更以之给自己的学说定位:“如果我们接受一个生命中心环境伦理学理论,我们道德世界深刻的秩序重组即会出现。我们会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整个地球生命圈。我们尊重自然‘界’的义务会被看作对我们起码的(primafacie)要求,和我们尊重人类文明‘界’的义务相对称。我们能够不再只持人类的观点,仅仅从我们自己的好的角度来考虑我们行为的结果。”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非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无意取消传统人际伦理的根基(尽管它在提倡平等主义时似乎显示出此种倾向),只是要求在人际伦理之侧占有一席之地。就此理论意图而论,泰勒的话是有代表性的。 “起码的义务”这个概念出自义务论直觉主义者罗斯(WilliamDavidRoss)之手。他用以指在原初道德境况中的义务“显现”(appearance),它可能是真实的义务,也可能是义务的假象。与之相对的是“实际的或绝对的义务”,它代表着义务的本性。前者是相对的,后者则是普遍必然的。例如,守信用、遵诺言是一种起码的义务,但当一个人为救他人于水火而违背诺言,他就是以牺牲起码的义务来履行实际的义务,在道德上仍然是正当的。罗斯列举了六种起码的义务:忠诚的义务、补偿的义务、感激的义务、公正的义务、仁慈的义务、自我完善的义务。泰勒的生命中心论从立论的基点到最后实践规范的制定,都深受罗斯影响。 我们把这个概念提出来,是想说明当代环境伦理学为自己设立的目标其实并不高。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只要求在最低限度上承认人以外存在物的道德地位(moralconsiderability),而绝大多数人类中心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寸步不让。因此,冲突的焦点不关乎多和寡,只涉及有和无。如果过多纠缠于他们之间关于平等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类问题的争执,就容易给搞糊涂。抓住这一点,再回头看泰勒的论证,情形就明朗了。泰勒绕了那么大弯子,目的无非是想和人类中心主义争个平手:若对皆对,若错皆错;最好的办法是双方各释成见,听凭直觉说话。如果达到这一步,他相信,以我们与非人类生物之间的亲缘、利害关系,至少一种最基本、最原始、最不确定的义务会显现出来。罗尔斯顿反复强调,人类应当意识到自然不仅创造了评价的对象,而且创造了我们这个评价主体;一旦意识到这一层,我们就会对生命、创造性乃至整个自然界油然而生亲近、感激和敬意,承认“保护价值的义务”。其意图也大致相同。最要紧的分歧恰恰是这一点。在启蒙哲学即机械论自然观和人本主义的范围内,无论就直觉经验或逻辑推断而论,自然界的存在物或整体哪怕最低限度的道德地位也是不能被认可的。反过来说,要确证之,除非掀翻传统,代之以一个全新的框架。于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不得不踏上基础哲学领域重建这条畏途。如此一来,争论就从伦理学引向了形而上学,也附带地牵扯进认识论。 现代之前,人与自然关系是在有机论框架内被规范的。从怀特海起,经贝塔朗菲,到拉兹洛,在科学发展的背景下,有机论自然哲学出现复兴之势。这对于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当然的资源。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动物福利论者除外),尽管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分,在自然观上都坚持有机论,而且主要是以生态学为根基的有机论。由于这种有机论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个体还原为关系性的存在,从而对现代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体”观念,以至整个人本主义传统形成挑战。生物物理学家莫洛维兹(HaroldMorowitz)说: 从现代(生态学)观点看,每个生物都是一个耗散结构,即它不靠自身而只是作为系统中连续的能量流的结果持存着。……依据这个观点,个体的实在性是成问题的,因为它本身不存在,而只是作为整个能量流的局部紊乱存在。……例如,水流中的旋涡。旋涡是由总在变化的水分子群形成的结构。在西方经典意义上,它不作为单体(entity)存在;它存在,只是因为水的流动。同理,形成生物体的外部结构是一些暂时的、不稳定的、由不断变化的分子组成的单体,分子的变化依赖于保持其形状和结构的不间断的能量流。 克利考特和深层生态主义者的个体关系性原则即缘此而生。然而,生态学是一门科学,而形而上学是与之相区分的知识领域。所谓科学,以其内容和逻辑形式而论,是对经验对象特定方面的性质的陈述,在本质上是特称判断。通常基础科学(与交叉科学相对而言)划分的根据,就是做出判断的约束条件的独立性,即学科视角的特定性。一门科学的结论的有效性只限于其约束条件或视角范围内,越出这一范围,则必须对约束条件加以重新规定,并就扩展的有效性给出相应的证明。而所谓形而上学,从内容和逻辑上讲,是对经验以外(即广义的“超验”)的对象的陈述,必定是全称判断。判断的主词(如“自然是…”中的“自然”)在经验世界没有对应物,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对它的陈述也不可能在经验范围内得到验证(肯定或否定)。当然,在传统上,形而上学也有自己的证明方法,所谓“本体论证明”、“因果性证明”等等即是。不过,自康德以来,尤其是黑格尔之后,此类方法已不大行得通,以致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要将形而上学贬入抒情诗之列。严格地讲,形而上学不是一个无序的战场,而是有一整套规则约束。20世纪的形而上学家涉足这一领域前,在方法上都是慎之又慎。在最低限度上,形而上学的规则约束是对自身领域的否定性规定,即与经验科学的截然区分。这是20世纪不断被强化的一个界限。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凭借对生态科学的信任,大胆踏上了这个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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