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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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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批判 |
| [ 作者：陈剑澜 | 转贴自：文化研究网 | 点击数：6797 | 更新时间：2004-06-02 | 文章录入：华灵子 ] |
现代道德理论中的问题显然是启蒙运动失败造成的。一方面，摆脱了等级制度和目的论的各个道德行为者把自身构想为个人道德的权威统治者——道德哲学家们也如此构想作为道德行为者的个人。另一方面，必须为已部分改变了的道德规则找出某些新的地位，因为继承而来的道德规则已被剥夺了其古老的目的论特性，剥夺了作为一种终极神圣律法的表达的更古老的绝对特性。如果不能为这些规则找到一种新的、可使它们成为合理诉诸物的地位，那么对它们的诉诸便会仅仅成为个人欲望和意志的工具。由此产生一种必须证明道德规则的正确性的压力：要么为之发明一种新目的论，要么为之找到某种新的绝对地位。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麦金太尔责怪启蒙是有一个“启蒙颠覆传统之不正当性”的价值预设在先。所以，从相异的立场完全可以对他的指摘提出反诘。但是，麦金太尔对于前现代伦理和现代伦理实质性差别的认识是深刻的。依他看，在两个“要么”中，边沁选择了前者，康德选择了后者。两种努力或招致灾难，或失败。这意味着，在现代语境中，如果要重整旗鼓，就不能再走这两条路。至此，麦金太尔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动物福利论者除外）原则上是一致的。
同样，他们都没有止步于“否定的后现代”的取消立场，仍然要寻找出路。那么，可能有的第三条路是什么呢？依麦金太尔看，有两种选择：亚里士多德（前现代角色）或尼采（旨趣后现代、问题现代的双重角色）。他认为，尼采的道路是不足取的。尼采无疑最清楚地认识到，目的论的崩溃引出现代道德哲学寻找世俗替代物的努力，以及努力实际上的失败。可是，“在当代要成为一个理智的尼采式人物也绝非易事”。“现代社会生活戏剧”中公认的特性角色所体现的道德信念的模式概念和论证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尼采主义者都会一致摈弃的。“官僚机构管理者、消费性审美者、治疗专家、抗议者和他们的无数同类者占据了几乎所有在文化意义上得到承认的角色；技术专家是少数和人人都是道德行为者这样两种观念是那些特性角色演出的戏剧的先决条件。”这好比一出《皇帝的新装》。如果谁此时喊一声皇帝没穿衣服，定会被别人取笑；要是他再说几乎每个人都是破衣烂衫，很可能就不受欢迎。当然，这不是不选择尼采的基本理由。换句话说，如果仅仅因为怕遭冷落，就免步尼采的后尘，是没有根据的。真正不选择尼采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尼采把烧现代伦理的大火一直烧到亚里士多德身上，是没道理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证据能够让德性传统和现代伦理一块陪绑。除非尼采所骂的一切人都真的无可药救，他才是成功者。反过来说，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还有指望，尼采就完全可以不被选择。在此，麦金太尔有一个“前现代德性传统无罪且有望出面主持大局”的价值预设在先，在这一形势下，尼采不用说是把斗争扩大化了。最关键的是第二，“尼采式的人物——超人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对他而言的善，他的超越不过是在他自己那里，他为自己颁布自己的新法则以及他自己的新德目表”。他“不能进入以共同的标准或德性和善来传递的关系之中；他本人就是自己唯一的权威，他与别人的关系就是这种权威的实践”。有鉴于此，麦金太尔认为只能去恢复已经被遗忘的古老的德性传统，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目的论传统，即向前现代认同。麦金太尔的出路选取和选取理由的细致述说，在现代伦理普遍危机的背景下，真实地道出了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为寻求摆脱之道在理论上的全部苦衷和秘密。所不同的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特别是深层生态主义者）既部分地选择了前现代的德性传统，又部分地选择了尼采主义。对两个可能的方案，他们兼而取之。
既然选择了前现代，要害的问题也就由此而生：如何在现代处境中重建前现代的传统？如何跨越现代语境和前现代语境之间的巨大沟壑？麦金太尔的回答很简单：践行德性。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麦金太尔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每一种道德哲学都有某种特殊的社会学作为它的配对物。……对于社会生活的这种理解是德性的传统所需要的，是一种非常不同于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理解的理解。”这个前提的确定是他的理论的深刻之处，也规定着其结论的性质。他对德性之践行有两个方向性设计：首先，此方案是为克服现代道德的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而提出的，旨在达至客观的、普遍的伦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又从康德“接着讲”，不过是反向地“接”，因为他认为康德背水一战已败下阵来，证明此路不通。其次，此方案必须既能改变道德意识和行为，又能使意识和行为的发生和培养具有相关的社会语境。基于这个目标，麦金太尔做了两点阐明：第一，我们不能以个人身份去追求善或践行德性，必须把自己置于有一致追求的共同体内。第二，落脚点在践行本身，践行德性不是去说教，不是去发明规则、箴言，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德性一旦真正体现、浸润于思想和行动，古老的传统也就在践行者的身上得以延续，被遗忘的历史语境也就重新回到了他们之间。至此，我们已经隐约可以见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尤其是深层生态学）所致力的方向：通过在激进环境主义运动内部积极、自觉地实践其基本伦理准则，身体力行，既促进道德意念和行为的改造，又营建起相应的社会语境，在此基础上，扩大运动的影响和覆盖面，以求实现全社会的环境道德重建。
这里我们所以说“隐约”，是因为和麦金太尔相比，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多了一个尼采主义因素。表现于两点：一是他们和尼采一样把危机的罪责从现代一直追到古代，从边沁、康德问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二是他们“为自己颁布自己的新法则以及他自己的新德目表”，这些新的法则和德目表在运动外部是难以理解的，可一旦凭直觉领会决定投身于运动，一切谜团都可以解开了。当然，在后一点上，他们的理想与尼采的“超人”还是有些距离的，运动参与者之间能够保持着“以共同的标准或德性和善来传递的关系”。奈斯和其他深层生态主义者随意列举了许多古今同道，却偏偏漏掉了尼采。此一忌讳或许另有深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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