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他因不满于体制的束缚而退出，经过五年痛苦而深入的思索，终于构建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部70余万字的巨著《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

该书视域宏阔，分“哲学篇：人文视野”、“历史篇：文明反思”、“现实篇：文化剖析”、“大学篇：轴心重建”四大部分。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几乎一切方面，大量资料和数据散见于浩繁的报刊文章，许多却是鲜为人知的，与作者亲历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相印证。这些信息集中地摆在一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它与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一脉相承，但在每个话题上都大大深化了，具有历史的深度和立体的动感。

从性格上说，姚国华是一个行动家和实干家，曾只身深入西藏，踪迹遍布全国。但他的思想并不停留于对底层民情的切身感悟上，而是有一种形而上的升华。他善于从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眼中，体会出极为概括的哲理，并经过反复的推敲和玩味，融入自己逻辑缜密考虑周全的思想体系中。因此，与时下许多就事论事的忧患之士不同，姚国华更侧重于对当前现实弊端的深层反思，尽管也有梁任公式的一泄千里的文风，也有愤激的呼号和热烈的向往，但立足之处却是面对残酷现状的剖析和直达“终极关怀”的思索。正是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巨大张力，使这部著作给人们内心深处带来强烈震撼。

作者对当代中国的诊断针针刺中文化机体的穴位，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历来以现实、经验、实用和利害为基础的文化结构应当来一个彻底的颠倒，从急功近利转向超脱功利，从物质生活（或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精神生活）转向精神生活（或以精神生活为基础的物质生活），从科技（或科教）兴国转向文化（或文教）立国。讨论最后落实到对现代大学的重建，使之成为当今市场经济时代的“文教特区”和“象牙塔”，以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理性、自由和创新之途，至少是成为现实生活的理想尺度和标准。

可以想见，这种切中时弊的宏论一定会被那些崇尚“实学”的政经人士斥为“空谈”。但这不过再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精神的缺乏。的确，即使最讲精神超越的儒家，所谓的“超越”也只在现实和世俗生活中，其归宿仍然是返回“民利百倍”、“万世太平”的世俗理想。道家的超越则是人性的自暴自弃和返回自然性，把自然看得比人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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