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时至今日，仍然无法作到"从容不迫"，忙不迭得进行着所谓的"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发展"。或为赞古，或为颂明，不一而足。赞古，自为掏洗黄历，作盛怒状咒詈人心之不古，此种心态，并不是对于历史有真切体会的表现，更多得是在自欺欺人地否定：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颂明，则是上下鼓呼：明日太阳当远胜今朝之阴霾，刻下英伦便是明我之族类。这种未来主义的心态实际上是在躲避真正的问题。不敢正视现实的存在，却孜孜不倦地为他人作嫁衣裳，将所有的问题寄托在未来的某种模糊的目标实现上，和迷信巫术倒有几分神似。更有乐今之人，声色犬马，得过且过，醉生梦死。以上种种类型，都不过是时间观念被消磨后的种种病状，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人心问题。近代以来中国道统政统的全面崩塌，夹杂以摧枯拉朽般的全球化浪潮，使人心始终处于漂浮状态，没有一个安顿身心的基点。如何安排人心，重建能凭依来自立于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精神，这是在目前如火如荼的各种制度建设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单纯的改革"缺乏理性的建设，造成社会的思想贫乏、立场偏执、隔阂加深、道德失落、外在对立、创造力萎缩，形成社会震荡的危险"（p535），姚国华君对此的诊断并及处方大略如下：

近代中国一路跌跌撞撞，从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生产单位的家国杂糅之文化共同体，向由"数目字管理"的契约社会蜕而化之成民族国家，其变动之剧烈，世之无双，历史上唯有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方可一以比之。中土千年道统政统不可谓不坚韧，儒道法互为照应形成一种异常强韧的意识形态，照料应付日常洒扫自不在话下，更以其特殊的世俗魅力大而化外。不料却被西方工商理念关照下的军事组织打得体无完肤，社会和经济基础的差异最终集中体现在了军事的效率上，落败当在意料之中。民族危亡，有保国保种之虞。更大的问题是，这一次所面对的对手，不仅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说到底，军事力量还只不过是它的社会制度理念在军事上的体现。中国的道统与政统的合理性遭到强烈质疑，中国人的人生和人心问题愈益凸显。1905年科举取士制度的废除，从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旧意识形态崩塌的开始。人心与人生问题，只能求助于重建。而又正像李泽厚所说的：近代中国救亡压过启蒙。人生问题又必须先于人心问题。

改革当然是好，不流血便可转型，自是上上之策。人权观念的兴起，将英美经验主义推上前台（恐还是实力使然），被妖魔化了的法兰西更是被作为革命必败的佐证。从小处入手的改革，其首要条件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基础，以及强有力的政治统治集团，但是近代中国又恰恰是一个政统道统大崩溃的时代，条件上不允许如此。华夏千年基业，又不能说毁就毁，其间外溢之物，往往将外来器物裹得严严实实，和以外强燃放之烟火，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改革之道，非治本之道无疑。革命之道，也就成了近代中国"制度重建"的不二法门。诚如雨果所言，革命可荡涤旧社会的阴晦污浊，换旧貌以新颜。遂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枪杆子里出政权，笔杆子在旁推波助澜。说到底就是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这又恰恰犯了政治统治的大忌，合法性为政统的重要前提，而近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又以合理性为其要端。但是枪杆子只是讲机械的机理，却不讲人际关系的道理。笔杆子也只能徒附于皮。城头虽是变幻着大王旗，但是旗却始终没有立锥之所，人心问题被无限期地推后。民众则只能枯坐近观其变，这也就是政治参与的冷漠。合法性的缺失更是进一步瓦解了本就薄弱的民众信仰，"且看看那家夺了去"！

近代中国的一大悖论就在于此：一方面必须借助于革命力量重建制度，安排人生问题，采用这种途径又势必需要将政治问题介入一切社会领域，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动员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此把握住了历史机会，以马克思主义动员发起社会力量，赢得新中国的成立，缓解了人生问题的危机。但另一方面，这种方式又是以个人的独立自由为代价的，也就是以无限期搁置人心问题为代价的。这就直接导致文首所说的困境。还有一层，针对解决此问题的政治退出，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人心问题，反而可能导致已解决的部分人生问题的复活。至此，革命之道亦难为治本之道。

这种尴尬的局面是否就是历史的常态？历史目的论受诟病颇多，此处亦得以验证：或许解决中而不是已终结才是历史的常态，历史和社会从来不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单线进程，它自有它的智慧。然而人总是不会满足于现状的（古代神话中多有此种暗示，而神话实乃人心之生动刻画）。于是寻求精神之革命，寻求对人心问题的解决。精神的直接改造不外两途：一为宗教，二为教育。前者显然为现代政治所不宜，政教分离已为天下大势所趋，且吾国吾民素无宗教情节，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自可排除此道。分析至此，就不难知悉教育救国者的逻辑了：

"大学是超越任何特殊利益集团，从而抵御世俗腐败的理性组织。它像一个抑制败血症的造血中心，通过不断更新血液，维持肌体活力。"（p818）但是采用此种办法之目的却常与其手段han格不凿，教育的目的在个人健全人格、完满灵魂之外，于中国语境下必然被寄予重建人心信仰，以及道统政统学统的厚望。但是近代教育鼓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此道更是被当代大学演绎得理直气壮，却是面目全非）。再加以近代学科分工，崇尚职业与专才教育荤荤数端。并且，西方消费文化借道港台、或摇身一变为韩潮日风，势如破竹般消解一切所谓正统之信仰。我想，国华君的担忧即在此：一旦文化教育之道再被阻塞，则我华夏以何立身于民族之林？看来必须在教育中设置一条基线，形同于道德底线：即民族精神，此种精神被他用生命哲学、以及宗教的历史哲学观加以调和（也可能因此显得逻辑混乱）。倡导此种精神有两个原因：1。中国目前各种不即不离的尴尬状态并不是反证其自身合理及继续存在的充要条件。2。与国际接轨说急待反思。倘无自我意识，不明了自我民族欲求的真正目标，一头看地，一路拾掇他人牙慧，何处才是尽头？何以摆脱近代以来的历史怪圈？这种观察是要比当代策士彻底的多的。这也是这本书在今天泛滥的学术书籍中最值得推荐的一个原因。

只是，这种教育理念仍然逃不脱革命的嫌疑，前述革命的通病在此亦可通用：它的合理性能否得到认同？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的目的常常延伸到其他领域，教育也不能例外，这当然是由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现实目标所决定的。它的逻辑前提是"为了--"，而不是自成其目的。文革带来的深重灾难也足以警示：任何一种全民性的文化运动，如果没有得到一种理性的疏导，往往会形成一种集体的狂热。

除此之外，最大障碍还在人性之上。要人摆脱眼前实利，转而追求飘渺之物，显然高估了人性。特别是对于农业文明熏陶下之人，传统的日用理念与市场经济下消费文化形成的合力不容小视。从历史上看，不顾人性之实际--即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往往凡事不得成功，此为教育救国论的最大漏洞所在。不解决这个人性问题，那么教育救国论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即使不为空中楼阁，也是一厢情愿。在此，国华君又企盼有一汤因比所谓的"隐士集团"以其强大号召力扭转这一人性之本然，并且以理性对其进行疏导，而这样的重任又被寄托在政党与大学之上，两者之中又以后者为要。而我认为民主自由思想之真正养成，诚乃至要。此种民主自由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事不关己的自由，而应为一种善于反思的民主自由。或者可以说，是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思想能够使教育回到它的目的本身：也就是生命哲学意义上的。它可以将国家目的和个人目的加以平衡。特别是在不得不有中国特色的前提下。如何具体培养，除去教育工作者与青年的互动之外，又不得不冀望于政治家的超绝眼光和智慧。却又是一个不得不！

被抹去时空感的民族是可悲的，抹去了，不带走一片云彩，在诗意的背后又有多少佝偻的背影在行走？一个没有历史感与缺乏能力和自信力构造自我未来的民族，若想脱颖于世界民族，简直就是痴人说梦，那些以道貌岸然状不分清红皂白抨击民族观念者，不是傻子就是乡愿。在道德力上，民族绝不是天生就处于弱势地位。如果没有基于民族自醒上的道路探索，试问如何才能真正走出问题与主义的怪圈？今之时，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存在，珍视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自重自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诚哉斯言！

《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上：《文化立国》下：《大学重建》

姚国华著海天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定价：49。80元

   关 注 姚 国 华的“文教兴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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